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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和博物馆
听君一席话——陈胜前采访
职 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单 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专 业:考古学
邮箱：csq@ruc.edu.cn
邮箱：csq@ruc.edu.cn
| 采访信息简介 |
受访人：陈胜前 采访时间：2022年12月10日 采访地点：腾讯会议 |
| 采访内容 |
| 徐苏斌：陈老师，您好。在您的书中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基因本身的问题，它可能还涉及到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接纳这个词，跟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相关调查，试图去调查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领域里，不同专家等精英阶层，还有一些普罗大众，观察大家怎么想中国文化基因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大家在做什么、想什么，跟文化基因的合拍程度如何。所以该课题的主要做法是通过这种口述史的方式，当然也有一些现场的、实物的考察，但是我们这次的重点不是面对物，重点是调查一个集体记忆。这个概念都解不释不清楚的话，那更不要说展开了，所以今天您这是非常权威，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拜读您的书。在这之前也采访了孙庆伟老师，孙老师也都提到了一定要多请教陈老师关于“怎么去解释文化基因的问题”。孙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当前的考古过多重视现场，过多地重视挖掘，而缺乏思考。他觉得这方面的话是应该要强化。所以我们想今天隆重的邀请您给我们传授一些经验。 陈胜前：我写的那些其实是一些思考，也说不上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当时我的那个书的序言里面首先就第一句话就说了这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些思考。文化基因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主要是说怎么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目前没有做得太好。因为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法，觉得我过去一百年对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否定态度，剖析是刀刀见血，对传统中不太好的东西做一些剖析没什么坏处，但是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因为科学它就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并且要求要客观、要排除主观体验，不需要考虑意义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科学研究材料，比如研究我们文明起源这类的问题，就是基于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究竟什么时候起源的。这些统一的标准、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它的负面的效应就是把文化意义给解构掉了，因为在考古材料里，它是不需要考虑文化意义的。就像我经常讲的植物，植物学跟植物文化是完全两回事，建筑学跟建筑文化也是两回事。就是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就把我们的文化逐渐给解构掉了。 我看了您提的那几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关于文化遗产方面，您是针对这个几个问题来谈呢，还是别的形式？ 徐苏斌：我们就是首先给您一个提纲，方便您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打岔，但是讲完了以后，也允许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讲完了以后，我们请教一下，方式说相对柔软一些。 贾洪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陈老师。给我们做访谈指导。其实我们真是请对人了，陈老师2021年出了新作《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史前文化基因》，正好和我们本次的课题十分吻合。 陈胜前：这个重大选题的题目跟文化基因相关，以及它的当代表达。所以我想从第三个问题开始会比较好，第三个问题说“中国文化基因是什么？是否有主次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主基因应该是什么？如何认识传承的？”我在文章里面主要讲的中国文化基因包括勤劳、包容、含蓄、和平（中和）、本体性、雅致，其实后来有人还提到简朴，之所以从文化基因开始讲起，不用这个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其实意思相差并不太大，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词，他可能会用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结构和传统带有一些固化的意思，而文化基因更多的是带有片段性的东西，且比较中性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具体看你怎么把它发挥出来。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主要是受到一本书的启发。以犹太人为例，犹太人的整个文化传统保存得比较连续，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始终维系着自己群体的身份。犹太人在诺贝尔奖中得奖的比例非常惊人，有很多人就可能愿意从种族等生物学方向解释，而我认为其实从历史解释是很好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出色，因为最开始不让他们的学生进来，不允许他们去圣殿，不让他们搞仪式，所以他们只好偷偷地在私下里学圣经，于是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较高的识字率。在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地方人都不识字的时候，犹太人识字，他们就去搞放贷和金融。犹太人是第一批人，有了钱后面就好办了，比如生子女、受教育等。于是乎他们就形成了在科学、艺术、哲学很多方面都表现很突出的民族。不是说犹太族先天就很聪明，实际上都是历史的产物。把这个概念如果放大一点的话，所有的民族只要是连续的文化，它都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些长期的历史一定会留下一些比较稳定的东西，这就是文化基因存在的一个理论前提。而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旧石器，学旧石器有一个好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用一种长时段的眼光在看问题，我们把整个的史前史贯通起来看的话，中国有两个特点特别的明显：第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中国旧石器时代目前大概可以追溯到距今两百万年。从两百万的一直到一万年前都是旧石器时代。更早的话在非洲有，中国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两大系统，一个是欧亚大陆西侧和东侧，欧亚大陆西侧也包括非洲在内。进入一万年之后步入了农业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两大农业起源中心，跟西亚几乎一样早，一个是西亚一个是中国。所以说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把世界文明进行划分的话，世界文明总体而言的划分三大体系，一是以西亚为中心体系，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侧的体系，三是新大陆的中南美洲的文明体系，包括玛雅和印加，但玛雅和印加出现的要晚一点。 如果再做一点深入的话，这三大文明体系对应的是三大农业体系。西亚是小麦、大麦、豆类、牛、羊等的驯化发源地。而中国是水稻王、粟、黍，是猪、狗这一类动物的驯化地，而中南美洲那边主要是玉米，他们驯化了很多现在较常见的植物，如辣椒、南瓜、土豆、花生、向日葵、马铃薯等。中南美洲在根茎类和瓜果类植物的驯化方面非常出色，但是中南美洲的农业基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没有大动物，最大的动物就是印加帝国的羊驼。但羊驼驮不多了多少东西，跟马和牛没法比。中美洲就只有火鸡、豚鼠，他们的动物太少。尤其是那种可以役使的动物如牛和马等这些能替代劳动力的大动物太少。它整个的农业体系就是不太完整的，所以它这个文明在面临西方殖民者冲击的时候，显得特别脆弱，抵抗力比较低，而且它也出现得比较晚。所以再回头来说中国，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个很长的时间，相对而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的西方文化作为主体，在目前世界上它是一种区域很强势的文化，它的出现时间是很短的，如果说把放大一点的话，也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如果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也就19世纪之后，它强盛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现象。而中国有万年农业史，它所留给我们的会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农业的特点跟西亚比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西亚他们种植大小麦以及饲养牛羊等，但牛羊又它会吃掉小麦，所以后来牛羊的群体就分化出去了，成立了专门的畜牧群体，因为畜牧群体在涉猎这方面更有优势且武力充沛，后来就征服了农业群体。然后不让农业群体养猪了，其实西亚最初也可以养猪，必须要从畜牧群体获取肉食，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西亚的农业基础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有很强的交换性质，这个是它一个非常鲜明特点。另外一点就是扩张性很强，因为畜牧就是要不断地形成牧场。中国的农业特点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种植这些谷物，谷物的副产品可以用来养猪、养鸡，从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循环，这个循环的影响非常大，使得中国很早就进入了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的需求不是很强，一开始对中国是好事，后来就变成一个坏事，经常的抑商的习惯在近现代转型之中的是个很不利的因素。像南方的稻做农业是一种劳动强度非常大的生产活动，因为我家就在长江边，从小在农村长大，能感受到农忙季节水牛都会瘦下一圈，何况是男性劳动力，人们非常辛苦。上万年艰苦地劳动，所以中国人的勤劳真是写在骨子里的。 徐苏斌：陈老师，您好。在您的书中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基因本身的问题，它可能还涉及到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接纳这个词，跟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相关调查，试图去调查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领域里，不同专家等精英阶层，还有一些普罗大众，观察大家怎么想中国文化基因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大家在做什么、想什么，跟文化基因的合拍程度如何。所以该课题的主要做法是通过这种口述史的方式，当然也有一些现场的、实物的考察，但是我们这次的重点不是面对物，重点是调查一个集体记忆。这个概念都解不释不清楚的话，那更不要说展开了，所以今天您这是非常权威，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拜读您的书。在这之前也采访了孙庆伟老师，孙老师也都提到了一定要多请教陈老师关于“怎么去解释文化基因的问题”。孙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当前的考古过多重视现场，过多地重视挖掘，而缺乏思考。他觉得这方面的话是应该要强化。所以我们想今天隆重的邀请您给我们传授一些经验。 陈胜前：我写的那些其实是一些思考，也说不上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当时我的那个书的序言里面首先就第一句话就说了这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些思考。文化基因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主要是说怎么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目前没有做得太好。因为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法，觉得我过去一百年对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否定态度，剖析是刀刀见血，对传统中不太好的东西做一些剖析没什么坏处，但是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因为科学它就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并且要求要客观、要排除主观体验，不需要考虑意义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科学研究材料，比如研究我们文明起源这类的问题，就是基于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究竟什么时候起源的。这些统一的标准、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它的负面的效应就是把文化意义给解构掉了，因为在考古材料里，它是不需要考虑文化意义的。就像我经常讲的植物，植物学跟植物文化是完全两回事，建筑学跟建筑文化也是两回事。就是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就把我们的文化逐渐给解构掉了。 我看了您提的那几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关于文化遗产方面，您是针对这个几个问题来谈呢，还是别的形式？ 徐苏斌：我们就是首先给您一个提纲，方便您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打岔，但是讲完了以后，也允许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讲完了以后，我们请教一下，方式说相对柔软一些。 贾洪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陈老师。给我们做访谈指导。其实我们真是请对人了，陈老师2021年出了新作《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史前文化基因》，正好和我们本次的课题十分吻合。 陈胜前：这个重大选题的题目跟文化基因相关，以及它的当代表达。所以我想从第三个问题开始会比较好，第三个问题说“中国文化基因是什么？是否有主次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主基因应该是什么？如何认识传承的？”我在文章里面主要讲的中国文化基因包括勤劳、包容、含蓄、和平（中和）、本体性、雅致，其实后来有人还提到简朴，之所以从文化基因开始讲起，不用这个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其实意思相差并不太大，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词，他可能会用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结构和传统带有一些固化的意思，而文化基因更多的是带有片段性的东西，且比较中性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具体看你怎么把它发挥出来。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主要是受到一本书的启发。以犹太人为例，犹太人的整个文化传统保存得比较连续，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始终维系着自己群体的身份。犹太人在诺贝尔奖中得奖的比例非常惊人，有很多人就可能愿意从种族等生物学方向解释，而我认为其实从历史解释是很好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出色，因为最开始不让他们的学生进来，不允许他们去圣殿，不让他们搞仪式，所以他们只好偷偷地在私下里学圣经，于是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较高的识字率。在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地方人都不识字的时候，犹太人识字，他们就去搞放贷和金融。犹太人是第一批人，有了钱后面就好办了，比如生子女、受教育等。于是乎他们就形成了在科学、艺术、哲学很多方面都表现很突出的民族。不是说犹太族先天就很聪明，实际上都是历史的产物。把这个概念如果放大一点的话，所有的民族只要是连续的文化，它都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些长期的历史一定会留下一些比较稳定的东西，这就是文化基因存在的一个理论前提。而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旧石器，学旧石器有一个好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用一种长时段的眼光在看问题，我们把整个的史前史贯通起来看的话，中国有两个特点特别的明显：第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中国旧石器时代目前大概可以追溯到距今两百万年。从两百万的一直到一万年前都是旧石器时代。更早的话在非洲有，中国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两大系统，一个是欧亚大陆西侧和东侧，欧亚大陆西侧也包括非洲在内。进入一万年之后步入了农业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两大农业起源中心，跟西亚几乎一样早，一个是西亚一个是中国。所以说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把世界文明进行划分的话，世界文明总体而言的划分三大体系，一是以西亚为中心体系，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侧的体系，三是新大陆的中南美洲的文明体系，包括玛雅和印加，但玛雅和印加出现的要晚一点。 如果再做一点深入的话，这三大文明体系对应的是三大农业体系。西亚是小麦、大麦、豆类、牛、羊等的驯化发源地。而中国是水稻王、粟、黍，是猪、狗这一类动物的驯化地，而中南美洲那边主要是玉米，他们驯化了很多现在较常见的植物，如辣椒、南瓜、土豆、花生、向日葵、马铃薯等。中南美洲在根茎类和瓜果类植物的驯化方面非常出色，但是中南美洲的农业基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没有大动物，最大的动物就是印加帝国的羊驼。但羊驼驮不多了多少东西，跟马和牛没法比。中美洲就只有火鸡、豚鼠，他们的动物太少。尤其是那种可以役使的动物如牛和马等这些能替代劳动力的大动物太少。它整个的农业体系就是不太完整的，所以它这个文明在面临西方殖民者冲击的时候，显得特别脆弱，抵抗力比较低，而且它也出现得比较晚。所以再回头来说中国，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个很长的时间，相对而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的西方文化作为主体，在目前世界上它是一种区域很强势的文化，它的出现时间是很短的，如果说把放大一点的话，也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如果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也就19世纪之后，它强盛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现象。而中国有万年农业史，它所留给我们的会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农业的特点跟西亚比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西亚他们种植大小麦以及饲养牛羊等，但牛羊又它会吃掉小麦，所以后来牛羊的群体就分化出去了，成立了专门的畜牧群体，因为畜牧群体在涉猎这方面更有优势且武力充沛，后来就征服了农业群体。然后不让农业群体养猪了，其实西亚最初也可以养猪，必须要从畜牧群体获取肉食，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西亚的农业基础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有很强的交换性质，这个是它一个非常鲜明特点。另外一点就是扩张性很强，因为畜牧就是要不断地形成牧场。中国的农业特点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种植这些谷物，谷物的副产品可以用来养猪、养鸡，从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循环，这个循环的影响非常大，使得中国很早就进入了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的需求不是很强，一开始对中国是好事，后来就变成一个坏事，经常的抑商的习惯在近现代转型之中的是个很不利的因素。像南方的稻做农业是一种劳动强度非常大的生产活动，因为我家就在长江边，从小在农村长大，能感受到农忙季节水牛都会瘦下一圈，何况是男性劳动力，人们非常辛苦。上万年艰苦地劳动，所以中国人的勤劳真是写在骨子里的。徐苏斌：陈老师，您好。在您的书中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基因本身的问题，它可能还涉及到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接纳这个词，跟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相关调查，试图去调查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领域里，不同专家等精英阶层，还有一些普罗大众，观察大家怎么想中国文化基因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大家在做什么、想什么，跟文化基因的合拍程度如何。所以该课题的主要做法是通过这种口述史的方式，当然也有一些现场的、实物的考察，但是我们这次的重点不是面对物，重点是调查一个集体记忆。这个概念都解不释不清楚的话，那更不要说展开了，所以今天您这是非常权威，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拜读您的书。在这之前也采访了孙庆伟老师，孙老师也都提到了一定要多请教陈老师关于“怎么去解释文化基因的问题”。孙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当前的考古过多重视现场，过多地重视挖掘，而缺乏思考。他觉得这方面的话是应该要强化。所以我们想今天隆重的邀请您给我们传授一些经验。 陈胜前：我写的那些其实是一些思考，也说不上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当时我的那个书的序言里面首先就第一句话就说了这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些思考。文化基因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主要是说怎么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目前没有做得太好。因为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法，觉得我过去一百年对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否定态度，剖析是刀刀见血，对传统中不太好的东西做一些剖析没什么坏处，但是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因为科学它就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并且要求要客观、要排除主观体验，不需要考虑意义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科学研究材料，比如研究我们文明起源这类的问题，就是基于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究竟什么时候起源的。这些统一的标准、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它的负面的效应就是把文化意义给解构掉了，因为在考古材料里，它是不需要考虑文化意义的。就像我经常讲的植物，植物学跟植物文化是完全两回事，建筑学跟建筑文化也是两回事。就是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就把我们的文化逐渐给解构掉了。我看了您提的那几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关于文化遗产方面，您是针对这个几个问题来谈呢，还是别的形式？ 徐苏斌：我们就是首先给您一个提纲，方便您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打岔，但是讲完了以后，也允许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讲完了以后，我们请教一下，方式说相对柔软一些。 贾洪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陈老师。给我们做访谈指导。其实我们真是请对人了，陈老师2021年出了新作《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史前文化基因》，正好和我们本次的课题十分吻合。 陈胜前：这个重大选题的题目跟文化基因相关，以及它的当代表达。所以我想从第三个问题开始会比较好，第三个问题说“中国文化基因是什么？是否有主次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主基因应该是什么？如何认识传承的？”我在文章里面主要讲的中国文化基因包括勤劳、包容、含蓄、和平（中和）、本体性、雅致，其实后来有人还提到简朴，之所以从文化基因开始讲起，不用这个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其实意思相差并不太大，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词，他可能会用文化传统或文化结构。结构和传统带有一些固化的意思，而文化基因更多的是带有片段性的东西，且比较中性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具体看你怎么把它发挥出来。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主要是受到一本书的启发。以犹太人为例，犹太人的整个文化传统保存得比较连续，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始终维系着自己群体的身份。犹太人在诺贝尔奖中得奖的比例非常惊人，有很多人就可能愿意从种族等生物学方向解释，而我认为其实从历史解释是很好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出色，因为最开始不让他们的学生进来，不允许他们去圣殿，不让他们搞仪式，所以他们只好偷偷地在私下里学圣经，于是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较高的识字率。在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地方人都不识字的时候，犹太人识字，他们就去搞放贷和金融。犹太人是第一批人，有了钱后面就好办了，比如生子女、受教育等。于是乎他们就形成了在科学、艺术、哲学很多方面都表现很突出的民族。不是说犹太族先天就很聪明，实际上都是历史的产物。把这个概念如果放大一点的话，所有的民族只要是连续的文化，它都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些长期的历史一定会留下一些比较稳定的东西，这就是文化基因存在的一个理论前提。而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我读硕士的时候研究旧石器，学旧石器有一个好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用一种长时段的眼光在看问题，我们把整个的史前史贯通起来看的话，中国有两个特点特别的明显：第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中国旧石器时代目前大概可以追溯到距今两百万年。从两百万的一直到一万年前都是旧石器时代。更早的话在非洲有，中国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两大系统，一个是欧亚大陆西侧和东侧，欧亚大陆西侧也包括非洲在内。进入一万年之后步入了农业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两大农业起源中心，跟西亚几乎一样早，一个是西亚一个是中国。所以说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把世界文明进行划分的话，世界文明总体而言的划分三大体系，一是以西亚为中心体系，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侧的体系，三是新大陆的中南美洲的文明体系，包括玛雅和印加，但玛雅和印加出现的要晚一点。 如果再做一点深入的话，这三大文明体系对应的是三大农业体系。西亚是小麦、大麦、豆类、牛、羊等的驯化发源地。而中国是水稻王、粟、黍，是猪、狗这一类动物的驯化地，而中南美洲那边主要是玉米，他们驯化了很多现在较常见的植物，如辣椒、南瓜、土豆、花生、向日葵、马铃薯等。中南美洲在根茎类和瓜果类植物的驯化方面非常出色，但是中南美洲的农业基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没有大动物，最大的动物就是印加帝国的羊驼。但羊驼驮不多了多少东西，跟马和牛没法比。中美洲就只有火鸡、豚鼠，他们的动物太少。尤其是那种可以役使的动物如牛和马等这些能替代劳动力的大动物太少。它整个的农业体系就是不太完整的，所以它这个文明在面临西方殖民者冲击的时候，显得特别脆弱，抵抗力比较低，而且它也出现得比较晚。所以再回头来说中国，中国有万年的农业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个很长的时间，相对而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的西方文化作为主体，在目前世界上它是一种区域很强势的文化，它的出现时间是很短的，如果说把放大一点的话，也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如果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也就19世纪之后，它强盛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现象。而中国有万年农业史，它所留给我们的会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农业的特点跟西亚比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西亚他们种植大小麦以及饲养牛羊等，但牛羊又它会吃掉小麦，所以后来牛羊的群体就分化出去了，成立了专门的畜牧群体，因为畜牧群体在涉猎这方面更有优势且武力充沛，后来就征服了农业群体。然后不让农业群体养猪了，其实西亚最初也可以养猪，必须要从畜牧群体获取肉食，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西亚的农业基础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有很强的交换性质，这个是它一个非常鲜明特点。另外一点就是扩张性很强，因为畜牧就是要不断地形成牧场。中国的农业特点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种植这些谷物，谷物的副产品可以用来养猪、养鸡，从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循环，这个循环的影响非常大，使得中国很早就进入了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的需求不是很强，一开始对中国是好事，后来就变成一个坏事，经常的抑商的习惯在近现代转型之中的是个很不利的因素。像南方的稻做农业是一种劳动强度非常大的生产活动，因为我家就在长江边，从小在农村长大，能感受到农忙季节水牛都会瘦下一圈，何况是男性劳动力，人们非常辛苦。上万年艰苦地劳动，所以中国人的勤劳真是写在骨子里的。 |
